（科技日报记者 刘思江 王春） 6月3日10时40分，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半导体学科创始人之一、红外学科奠基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汤定元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汤定元是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之一，曾为我国“两弹一星”等的研制作出重要贡献。
 　 出身于贫苦家庭，汤定元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机缘，留洋美国。学成后，正赶上时代与命运交织，一腔的报国热血使他毅然放弃国外的优渥环境和大好前程，回归故土，投身于祖国不知将走向何方的科学事业。

　　从半导体到红外事业  足迹镌刻“两弹一星” 

　　1951年汤定元从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毕业回国时，半导体的应用前景已经很明朗，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正在兴起。留学期间他曾进行过硅在超高压下的导电性能研究，对当时美国关于半导体的研究情况有所了解。他深知，半导体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因此，他于1951年下半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半导体物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工作小组中主要研究半导体的光学及光电性能。 

　　在从事半导体光电现象和硫化铅探测器的研究中，汤定元高瞻远瞩地认识到红外技术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曾于1958年、1960年向国家主管部门和聂荣臻元帅致信，建议我国要部署红外研究工作，并积极“请战”。

　　1965年，由于一次实验爆炸造成人员伤亡，给刚刚迈步的红外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汤定元再次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言辞恳切地表明了他对红外研究的信心与决心。这封信又一次得到了聂荣臻元帅与党中央的支持与帮助。而我国的红外物理和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也随着汤定元写给聂荣臻的信及其团队背后的科研努力，从基础研究发展到空间应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在他的指引下，我国自主创新地掌握了多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如：掌握了透镜浸没与微型制冷器技术，研制成浸没制冷的硫化铅探测器组件。自主研发的用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锰镍钴热敏探测器，至今仍用于多种卫星的红外地平仪。对红外应用十分重要的长波红外探测器，汤先生则直接带领了用于红外相机的锗掺汞探测器的研制——60年代，他以科学家的敏锐眼光，选择以碲镉汞作为主攻方向，亲自组织对材料、器件的攻关研究。如今，碲镉汞已是世界公认的最重要的红外技术。

　　但在汤定元研究的红外领域，许多熟知他能力的外国学者，一度认为他 “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对他来说，当多年无名英雄无所谓，“只要科研上有成果，能派上用场，就已经满足了。”

　　漫漫求学路  偶然机会走进科学殿堂

　　1920年，汤定元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今金坛市)小坵村，父亲是乡村私塾先生，母亲只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汤定元记得自从自己进城读书，一直到考入无锡师范学校，父亲靠借债供他上学。1931年江南一带遭遇大水灾，金坛县农村几乎颗粒无收，这对汤定元本就清贫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交不上学费，汤定元不得不休学。但休学期间，他暗下决心努力自学，竭尽全力地去争取复学的机会。

　　由于自身的努力和热心人的帮助，自学了六年级及初一课程的汤定元获得复学机会，并收获中学校长关于“做人与治学”的教诲：“为人要正，待人要诚，学习要勤，工作要实，生活要俭，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今天听起来可能有些陈词滥调的教诲，却伴随了汤定元一生。

　　初中毕业，临考无锡师范学院前几天，汤定元在同村一名青年家里体验了矿石收音机的奇妙，这台矿石收音机成为他后来为之奋斗终生的科学道路上的第一块引路石。暑假到学校图书馆借阅并自学的大学教本《普通物理学》则成为了他步入科学圣殿的理论指引。本以为一毕业就能就业，但抗日战争爆发了，辗转流亡到达重庆，而一直坚持自学的《普通物理学》，无意中为其日后考取中央大学物理系做了准备。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48年，从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汤定元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机缘，获得机会赴美留学，先入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同年转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那个时代，原子核物理是最走红的学科，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在世界上更是闻名遐迩，两位著名的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就读于这里。

　　期间，他在高压物理研究室的负责人劳森教授指导下进行关于固体高压相变的研究。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做出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证实了金属铈的高压相变起源于原子外部的电子被压入内部状态，这是一种新颖的相变，并证明高压相正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鲍林先生（L.Pauling）的金属原子半径理论所要寻找的相。这项成果当年就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给予了高度评价。

　　踏平万顷海涛  一腔热血归故土

　　1950年6月，汤定元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在固体物理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前路坦荡，前程似锦。然而一年后，他决定回国效力，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早期留学美国归国科学家之一。　　 

　　1950年，汤定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区。 

　　在重庆就读中央大学期间，由于对国民党当局不满，汤定元曾连报纸也懒得读，抱着不问国事的态度。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断断续续从报纸中读到的祖国事态让他心潮澎湃。他反复问自己，为什么非要留在美国？做完博士论文有什么意义?博士学位对自己又有什么用？

　　几经斟酌，他下定决心回国，施展自己在海外的所学，为祖国效力。为了让挽留他的老师和好友明白他的去意，他将美国移民局给他的调查表，连同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证书一起销毁。

　　1951年5月，汤定元拎着两只沉甸甸的箱子，在旧金山码头登上了“戈登将军”号海轮。近一月的海上漂泊，6月2日“戈登将军”号海轮抵达了虎门，正是林则徐虎门硝烟纪念日的前夜。同年8月，美国政府就下令禁止中国留学生回中国。

　　多年来，许多人不止一次问他是否后悔当年选择回国。但他说：“没错，如果留在美国，是可能过着豪华的生活。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爱国心都很强，一定要回国效力。”他觉得在科学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派留学生到先进国家去学习，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学习结束后，最好的选择是回祖国工作，因为那里是生你养你的土地，做出的成果也能应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几十年的风云变化改写了历史，也改写了人的心态。也许现代的人是无法跨越历史去理解汤定元这一代人的赤子情怀的。就像汤定元，他说他也不理解人们对他为什么回国的问题那样感兴趣，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简直不值得一提。

　　汤定元的家乡，金坛县小坵村的正南有一条跨越“钱资荡”的人工堤，堤上有4座石桥，最北面的那座最高最大，称为“大桥”，堤的西面是浩瀚的湖荡，东面大多是浅滩，上面长满芦苇。在芦苇开花的时节，站在河岸边，远远地眺望湖面，成为幼年汤定元的一种乐趣。　　 

　　时光轮转，少年长成，学成回国，在祖国和社会最需要的领域攻坚克难。六十多年来，从北京到上海，汤定元潜心科研和教育事业，精诚奉献。直到耄耋之年，他仍热衷科学传播和科普教育事业。当听说有人通过他的文章搞懂了科学问题，脸上就漾满笑意。他说，科技工作者不仅要开拓，更要传播，要承担向全社会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社会责任。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就是汤定元院士。